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内部百废待兴，而外部更是有着一众势力对这个新生政权虎视眈眈，国家正可谓内外交困。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外交事业更是难免步步艰辛，在外交场合上，小到一个媒体记者，大到一场国际会议，新中国往往会遭受旁人满含恶意的非难，而负责外交事业的周总理每每更是首当其冲。

那么面对外国记者隐藏在和煦外表下的诘难，周总理是怎样屡屡“化险为夷”？面对来自国际上个别国家毫无根据的指责，周总理又是如何据理力争、恪守原则？总理的外交策略又是如何为新中国打开外交事业的大门？

经验丰富，临危受命

外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中期，这个初步实现全球沟通交流的年代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已经相当重要。因此，当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就在一次会议中，对今后由谁主持新中国外交工作，而进行了一次相当严肃的讨论。

在主持外交事务人选中，众人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人身上摇摆不定时，还是由毛主席亲自拍板决定。毛主席说：“恩来在过去就经常参与联络协调各个方向的工作，而且他在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比我还要深刻，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人选。”

就这样，伴随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外交事务的主持工作，就这样落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头上。而之后周总理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出的游刃有余，也无疑证明了这个决断的正确性。

事实上，在很早之前，周总理就已经参与了大量与外交类似的各种活动。1924年，加入共产党不久的周恩来，就曾游走于国共多方之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长征期间，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主席，更是为红军长征赢得了一丝曙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周总理被任为共产党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南下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劝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总理更是屡次前往武汉、重庆等地，不仅担任国共两党之间交流的桥梁，更是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与之一道坚持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了调停接下来国共两党之间的巨大分歧，专门派遣五星上将马歇尔前往中国。随后，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代表与马歇尔一起组成了“三人小组”，当时身处南京的周总理，也就自然而然的担任了我党的代表，并在其中为我党据理力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些繁琐的外交事宜，也为总理此后展开的外交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过人智慧，随机应变

在周总理的外交生涯中，有着数不清的精彩瞬间，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或许会是发生在建国伊始之时，周总理与一名外国记者的一问一答。

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明显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记者，在周总理示意可以开始提问后，迫不及待又得意洋洋地抛出了一个明显含有恶意的问题，他说：“总理先生，请问您中国有J女吗？”

这句话刚说出口，下面等待咨询总理问题的记者们,难免交头接耳起来，他们何尝体听不出这句满含敬辞语言中所含有的恶意，倘若应对不当，这将难免对稚嫩的新中国,造成相当恶劣的后果。那么，周总理面对记者的诘难究竟是如何回答的呢？

“有！”

当周总理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招待会的大厅中响起，那名提问的记者马上变得沾沾自喜起来，因为他相信，从周总理口中吐出的这个“有”字，在明天就会被各种媒体添油加醋的印刷在新鲜出炉的报纸上。但是总理接下来的话，却难免让这个问题的提出者都为之鼓掌。

周总理接着说道：“中国是有J女的，中国的J女都在台湾省！”

一语双关，妙不可言！在座的记者都是聪明人，哪里不懂周总理这句话里藏着的意思呢？这句话不仅巧妙的应对了那名记者诘难，更是立场坚定地向在座各位抛出了“一个中国原则”。在短暂的安静后，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毫无疑问，周总理随意应变的智慧折服了在座的所有人。

无独有偶，就在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的1953年下半年，召开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再次以他的智慧，成功应对一个妄图奚落新中国的美国记者。

适逢朝鲜战争刚刚以协议的方式结束，周总理专门在自己起居与办公的西花厅，招待了来自各个国家的记者，其中就包括一名来自美国，且对于朝鲜战争结果忿忿不平的记者。在这次招待会上，周总理阐述了当下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立场与看法，他的温柔和煦与恪守原则折服了在场的大部分人，但是这并不包括那名一心想要周总理出丑的美国记者。

在一番四处打量后，这名美国记者终于发现了，自己可以奚落中国的方向。他颇为刻意大喊的一声：“请问总理先生，您办公为什么会用一支美国钢笔呢？难道说偌大的中国竟然生产不出一支堪用的钢笔吗？”

几名记者顺着那名美国记者的目光望去，果然在周总理的笔筒中发现了一支派克牌钢笔，而这支钢笔无疑是美国人生产的没错。

一时间，西花厅里的记者们再次交头接耳起来，而就在这时，周总理反而伸手将那支笔从笔筒中拿出了，还将其摆在各个记者视线中。紧跟着，周总理一如往常那样缓声说道：“你这个记者还真是眼尖，这支钢笔确实很有纪念意义，被我收藏了很久。不过这支钢笔不是我买的。”

总理顿了一顿，将目光转向那名美国记者后接着说道：“这支钢笔来自抗美援朝战场，是我一个朝鲜朋友从战场上缴获的，我本来不想要，因为它没有我们国产钢笔用起来顺手，不过我那个朝鲜朋友说就当留个纪念，我这把它才收下放在这里。”

在总理的注视下，那名有意奚落周总理的美国记者难免自己语塞，正所谓又作神汉又当鬼，这次这名美国记者看似巧妙的“奚落”，却难免成为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囧事。

在总理的外交生涯中，如同上述这般记者的诘难还有很多，但是无论是“中国银行有多少钱”、抑或是“为什么公路叫马路”这样的问题，总理都凭借他过人的智慧与随机应变的能力无一例外的轻松化解。

波澜壮阔，大国外交

当然，在总理堪称辉煌的外交生涯中，上述事件相较于诸如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之类的大型外交事件，终究只是插曲。

1953年12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由尼赫鲁派来的印度代表团，在这次会面上，周总理提出了广受亚非拉国家所青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上半年，中印两国在双方签订的意一份协议中正式以书面形式加入了这样的原则。

就在中印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周总再度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亲自乘飞机出席了在瑞士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的温文尔雅、恪守原则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日内瓦归来之后，周总理不辞辛劳再度出访印度与缅甸，并与印度、缅甸一起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在这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也一步步超越几十年前的威尔逊主义，成为国家见交往的具体准绳，中国也因此走向世界。

上世纪50年代，正是亚非拉地区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1955年，尼赫鲁、苏加诺、吴努等众多南亚、东南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表示希望举行一场“广泛的”亚非国家间的集体会议。

前面我们提到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受到国际舆论与亚非拉等国家的广泛支持与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亚非会议的召开也就如同顺水推舟。于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亚非国家会议，就这样在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山城万隆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场会议召开的前夕，就在印尼的上空还发生开了一件差点改变国际格局的刺杀事件。根据当时中国驻印尼使馆翻译人员黄书海的回忆，就在他与几个同志先期来到万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他忽然得到了一封简单的通讯稿。

通讯稿上这样写道：

黄书海回忆，当他念完这封相当简短的通讯稿后，他的手就开始剧烈地颤抖，坐在他对面的政务参赞也是慌忙说道：“小黄你冷静，你再念一遍。”

黄书海颤声复述了好些遍，结果整个使馆都乱了起来。由于当时根本没有途径了解总理是是不是飞机上，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国内汇报并询问消息。让他们感到心有余悸的是，事后，有调查部门查出这次事件，是一起国民党反动派专门针对周总理的刺杀。万幸，他们接到国内消息，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路线，这才躲过了这场堪称九死一生的危机。

就在周总理一行人有惊无险地来到万隆会场之后，真正的外交考验马上接踵而至。

在会议召开后，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受美国唆使，纷纷将矛头指向与会的中国，在这样的情形下，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亚非会议将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这样的局面下，周总理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

根据翻译黄书海的回忆，周总理原本在北京准备了一个，介绍新中国在成立以后做了些什么的演讲稿。但是面对如此恶劣的局面，周总理决定把演讲稿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的各个亚非国家，然后又让秘书通知组委会，希望将中国的发言调整到整个大会的压轴阶段，总理要进行一个脱稿演讲！

在经历几十个国家各有立场的发言后，周总理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走上了万隆会议的演讲台上。周总理开口了，他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

当翻译把这句话翻译出来，整个会场马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渐熄后，周总理再次用他中正平和的嗓音不急不缓地说道：“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听到了很多对中国的负面的评价，在这里，我邀请各位国家代表，有空去中国看一看，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所代表的国家以前都曾饱受殖民主义的统治，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

当周总理讲完这些话，万隆会议上各国的氛围几乎为之一转，而接下来周总理更是直截了当地继续说道：“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之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非立异！”

求同存异精神的提出，扭转了万隆会议的分裂趋势，与此同时，周总理的温文尔雅亦是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更多的亚非国家开始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

此后，1963-1964年之间，周总理出访非洲十国，还说道：“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也正是在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或许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镜头下，尼克松亲自为前来迎接他的周总理脱去大衣，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尼克松专门就这件事解释道：“为他脱去外衣仅仅是要表达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他是一名真正成熟、博学，且拥有广阔胸襟与国际视野的外交官。”

1976年，当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前的十里长街上站满了为总理送行的群众。当这则消息传到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之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毅然决然下令，联合国总部将降半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