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极力排斥毛泽东和朱德之前已经形成的适合红军作战的成功的游击战法，而是把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过时的战例原搬到了中国战场上，曾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了致命伤害。

或许是因为出于一种原本的不够自信，所以李德对毛泽东的排斥总是非常的激烈。以至于，每当有人在李德面前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都会显得异常地暴躁。对于那段历史，在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就可以见到，李德也不止一次地用“粗暴”二字来形容毛泽东。

遵义会议之后的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左起）

好在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濒临失败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力挽狂澜，遵义会议及时召开，才终结了李德博古所坚持的“左”倾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和红军重新迎来了新的生机。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耳闻目睹了毛泽东超人的谋略和远见卓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似乎痛定思痛，也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在表面上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由过去的不满和对抗逐渐转变为支持和拥护。

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竟也挺身而出，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抵制分裂，保护毛泽东，还演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

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这时，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

李德（剧照）

一天凌晨，李德觉得事情不妙，他紧急通知红军大学党支部书记莫文骅同志，让他马上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并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动向，防止他把部队带走和整人。

天快亮时，红大师生已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教育长李特果真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

为了蛊惑人心，李特甚至当面诬陷毛泽东、周恩来，说北上是逃跑，要把他们带到苏联去，投降帝国主义。这些扰乱视听的话语，使整装待发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叫嚷着说不走了，要跟李特回去。

这位敢直接向中央领导人们叫板的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此人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

由于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

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可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李德身高体壮，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随即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

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为“流氓”，说中央北上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此时旁观的人，大都不懂俄语，见俩人吵得很凶，只能紧紧地围住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正当他们纠缠争斗时，毛泽东闻讯而来了。

毛泽东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声说道：“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红一方面军也好，红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呢？大家省点力气去打敌人吧！”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下来，下面鸦雀无声。

李德与第二任妻子李丽莲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现，李德在红军进入甘肃后，被毛泽东重用了一次。中央决定将第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而李德又是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所以落实编制这项重要的工作就交到了李德的手中。在李德的直接参与下，对所剩红军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进行了合编，而李德也终于干上了与他德位匹配的参谋工作。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纠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重大失误，该不该由这个李德来负责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普通民众中，都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各方的意见都是能站得住脚的。

我以为，李德当然有责任，但却不该由他来负责，正如李德多次辩解道：“我不过是个外国人。”确实如此！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受托于中共中央，也算是尽全力地在为中国革命作工作，如果有私心，也不过就是想实现一下自己的人生抱负而已。只不过，他的能力实在是有限，不但没有帮得上忙，反而导致了红军被迫长征。而纵观历史，我们不正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选择着自己的道路和领袖吗？

毛泽东也不是天生的领袖。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那些失败的经历，如果不是善于总结教训，在这些教训中积蓄力量，完善和修正自己的军事思想，也不可能在遵义会议后避免一个又一个重大失败，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谁说不是呢？

毛泽东、朱德在延安

很多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当时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是在用结果倒推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历史恰恰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首先得尊重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1935年10月，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李德也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他回忆道：

1935年10月20日，大约是在江西突破封锁线后恰好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开进了瓦窑堡。从这时起人们所说的长征或者远征，就一方面军而言是结束了。原来所设想的作为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长征，从军事上来看成了战略退却，这种退却只是在最后阶段才转为前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一方面军达到陕北时，还剩七八千人，其中有五六千名战士是正规部队。所有这些经过斗争锤炼的干部，当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成为了党和军队的骨干力量。

达到陕北之后的李德，自然不再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红军的重用，这令李德感到非常痛苦。可他还是在等待着、寻找着能够翻盘的时机，这样的机会终于被李德等来了，但是却又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

在李德自己看来，他在延安时曾有过三次可能翻身重新被重用的机会。

林育英

第一次是在长征刚刚结束，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回国来到了陕北瓦窑堡。

李德听说后非常高兴，认为林育英一定会从共产国际给他带来好消息，或许还可以就此重新获得权力。可是，令李德失望的是，林育英根本就不想见他。也正是在此时，李德才知道，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央就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了，而他之前的那些错误，也早就传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耳朵里了。李德还了解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表示了赞同和肯定，而这则是泼在李德头上的第一盆凉水。

第二次是1937年11月，王明等人回到延安。

李德以为他所信任，以及信任他的“国际派”会重新崛起，所以对此期望很大，“我当时以为，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会准确地真正地得到贯彻，被毛泽东成功地战胜、分裂和多少被争取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将重新团结一致，并将起到决定作用”。

但是，李德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和王明虽然表面上相互客客气气，可实际上各自在各个问题上还是各吹各的调，王明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李德失望地认识到，他所抱有希望的王明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六届六中全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中间为王稼祥

第三次是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李德本以为时隔几年后，莫斯科方面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关于他今后工作的指示，或者几句宽慰的话了吧。可是没想到，王稼祥所带来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对所谓“国际派”的忠告：“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至此，李德期望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中国再次获得权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不过，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稼祥还是主动找到了李德，肯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心血，也诚恳地再次指出了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希望李德可以给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写一份检讨材料。

通过这次和王稼祥的谈话，李德认识到自己想要翻盘的想法彻底是没戏了，他再也没有继续错误抗争的任何理由了，于是在思虑再三之后，答应写这封材料。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材料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开过。

1939年夏，李德乘飞机回到了苏联。回到苏联后的李德，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所以接受了审查，但并没有受到残酷迫害，只是丧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

李德肖像

共产国际给李德最终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

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的事务做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对于共产国际这样的结论，很多深受其害的人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就整个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而言，其实这样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仅是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之后，李德还曾带着心中的怨恨，写文章大肆谩骂、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过都遭到了他曾经的翻译伍修权的针锋相对还击，澄清了历史的真相。

1974年8月，不论是李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怨恨，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对他的不满，都随着李德在东德的逝世而戛然而止了。可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史中，关于共产国际代表和军事顾问的故事，还都一直在广为流传着，受人针砭，并不断地对我们提出新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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