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吸毒艺人喊冤吗？

昨天半夜，宋冬野在微博发长文，表示自己“需要说点话”。

起因是他的一场演出，被“恶意”举报，被主办方取消。

他哭诉：“我真的不能理解啊！！！”

说实话，看完全文，我也大受震撼，想回他一句：“我也真的不能理解啊。”

总结一下，宋冬野的长文是这样的逻辑。

第一，五年前，他吸毒被抓；

但他后来再没吸过，还是一个好人。

第二，毒是吸了，但他也是受害者啊。

“艺人这个工作是不好干的，在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有人骗你说，只要一口，就可以开心起来，谁又能抗得住诱惑呢？”

“况且杀人的是贩毒者，又不是我！”

“中国警方在线”就曾谈论过这个问题，表示：“那些为吸毒而花出去的钱都变成了毒资，买了子弹，打在了缉毒警察的身上。”

有人在这条微博下@宋冬野，问：“好好看看，你还觉得委屈吗？”

宋冬野理直气壮：“觉得。”

第三，吸毒这事都过去5年了，大家就不能“放过”他吗？

“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还不足以放我一条生路吗？”

是社会不放他生路吗？

不是的。

宋冬野吸毒后的演艺事业，仍旧是很幸福的。

2016年10月被抓。

2017年4月，就开始发新歌了。

2017年11月，还能开演唱会。

当时，共青团中央官博就看不下去了，以同款海报纪念缉毒警察。

然而，宋冬野之后的商演基本没受多大影响。

就这，怎么还有勇气大倒苦水，哭喊：“这个世界会好吗？”

直到看到宋冬野被微博禁言，我想说：“你看，这个世界会好的，这不就好了一点点了嘛。”

而我们也不禁想问：

为什么宋冬野觉得这么委屈？他哪里来的底气喊冤呢？

受害者思维

我们理一理他的逻辑，就会发现，虽然没有良心，但他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当艺人不容易，还要面对网络暴力，我很难，我是受害者。

吸毒是贩毒的人骗我的，虽然我那时已经30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我是受害者。

吸毒后，我都改了，网友却不让我东山再起，做艺人捞钱，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是受害者。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是受害者，你们才是大坏人。”

这，其实是典型的“受害者思维”。

他们沉溺于受伤害的感受中，认为自己弱小可怜又无助，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总遭受着不公的对待，每个人都对自己不够好，整个世界都在反对自己。

这种心理状态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客观上是否真的受伤害，而是一种不健康的自我防御机制。

心理学家拉哈夫·加贝谈道：“这是一种持续的自己是受害者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多种关系中被普遍化。因此，受害者成为个人身份的核心部分。”

研究发现，受害者思维通常有三个特征。

第一，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都是别人或客观环境造成的。

跟朋友吵架。

你可以想：“我们的沟通的确出了些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改变。”

也可以想：“这朋友就是脑子进水，无事找事。”

被领导批评。

你可以想：“他的一些话虽然不中听，但还是有些道理的。”

也可以想：“都是领导太傻逼。”

这两类想法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前者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去承担问题中的一部分责任，后者将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别人。

你会发现，后者常常会说：“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

遇到问题，他们常常沉溺于受伤害的感受，以此寻求他人的同情，并抱怨环境、指责他人、百般为自己辩护。

第二，对他人的痛苦和折磨缺乏同情心。

宋冬野发出长文后，缉毒警察的伤痕迅速冲上热搜。

当他表示“艺人承受的压力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时，缉毒警察可能明天就没了命。

他丢的是饭碗，缉毒警察丢的可是命啊。

然而，宋冬野会因此有所触动吗？

可能很难。

研究发现，长期有受害者思维的人，常常会无视他人的痛苦

他们总觉得自己才是最惨的那个受害者，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一个公道，自然也无法看见别人的痛苦。

并且，出于这种受过不公的心态，他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更多的特权。

第三，一种“受害者的利己主义”。

他们反复谈论自己受到的伤害，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道德的化身，是个好人，别人都是不好的、自私的，世界是不公的。

这就像叠Buff一般，最终，他们的思维形成了一个闭环，停止了真正的成长。

从而理直气壮地要求权利，忽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诉求，是那些“伪受害者”和真正的受害者最大的区别。

群体是如此。

就像二战日本被投了两颗原子弹后，至今也有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那一方，没有任何过错。

个体仍是如此。

当网友表示：“你干嘛非要当艺人呢，工厂还缺拧螺丝的呢，不还是图这行赚钱快吗？”

美其名曰是“要一个工作机会，混口饭吃”的宋冬野彻底破防，大骂：“去你妈的。”

想了一夜，越想越气，又跑到人家微博下：“再说一遍，去你们妈的。”

人生坐标，我们如何建构自己的主观世界？

“受害者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就要说到“人生坐标”了。

生活情境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如何看到世界，并不源于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是带着什么样的“人生坐标”去看待世界。

心理学中的沟通分析学认为，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2.我是如何看待他人的？

这两个回答会构成四种人生态度和观点的基石，也就是“人生坐标”。

1.我好；你也好。

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状态。

他们会认为“我值得被爱”，同时也能共情他人，认可他人的价值，这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种信任健康的关系。

并正视现实，接纳自己无法改变的，积极地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

2.我不好，你也不好。

他们无法爱自己，也无法爱他人，倾向于将自己隔绝起来，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获得幸福。

3.我不好，你好。

他们的自尊较低，常常是关系中的讨好者。

他们容易选择性地记住那些悲伤的事情，忽略生活中的美好，陷入抑郁。

同时，他们也倾向于认为世界不公，自己是受害者。

但，与“受害者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

问题出现时，他们也更容易将原因归咎于自己，而不是他人；

他们攻击的对象常常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4.我好；你不好。

他们常常是关系中的抱怨者、指责者。

“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你们就是看不见呢？”

“我都变得这么好了，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过我呢？”

“我虽然犯过错，但那都是因为被人骗了。”

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思维”了。

为了避免损害“我很好”的感受，一味回避问题，推卸责任，也阻碍着他们的成长。

正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中写到：

一旦我们在童年决定用哪种态度和观点，我们就会在随后的人生里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些态度和观点，变成我们存在的底层架构。

从那以后，我们便建构出一个世界，不断确认和支持这些信念和预期。

宋冬野真的就如他所说那么委屈，被不公对待吗？

在走偏的一步又一步中，他真的就如自己所想般那么无能为力吗？

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步都是在玩受害者的“都是你们的错”的心理游戏罢了。

2014年，娱乐圈爆发“监狱风云”时，他本可以改变，但他不以为然。

等到一次演出结束，别人抽时，他本可以停止。

但他没有，顺手也抽上了。

如今他倒觉得是当时是创作压力大，被人骂太多，才被人钻了空子骗了。

被抓后，不到一年，他还能开演唱会。

官博看不下去，下场讽刺时，他本可以反思，但他没有。

照常发新歌，跑商演，基本未受影响。

看着那些被彻底封杀的劣迹艺人，他本可以学会感恩，低调做人，但他没有。

被群众举报，演出被撤。

他本可以就此停下，真正如他所说静下心转幕后做音乐。

但他没有，反而是冲出来说“坏人太多，世界不好”。

但凡有点良心，都不会这么说。

要我说啊，如果一个人总觉得是这个世界错了，别人都是神经病，自己最悲惨可怜。

那很有可能，他才是那个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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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素琪

作者：阿肖

编辑：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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